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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楚思南认为，如同清除国际共运中所存在封建思想余毒一样，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必须在各国地共运过程中予以排除。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左翼抵抗力量政党，大都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吸引国人加入战斗并引领整个抵抗战争的。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战争的延续以及胜利曙光的临近，各国人民心底那股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趋向蓬勃，而不可避免得，这种蓬勃日益变得失控，民众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变得极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民族主义变成了排外、仇视外族的代名词。 正如列宁曾经所说过的：“无产阶级不存在国家的区别，”全世界的无产者必须联盟起来。而今，在这种盲目的大民族主义趋势引导下，今后的国际工共运中，无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抑或是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各个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但是如果这些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说不定那一天，这种矛盾就会变得尖锐而不可调和，并最终使团结一致的国际共运出现破裂的局面。 至于说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在楚思南看来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国党组织内部所存在“左”的问题。 对于除苏联之外的各国党组织来说，他们都是新兴的党，新兴的组织，他们无疑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但是话说回来，他们却普遍欠缺执政经验，欠缺国家建设经验。而他们以往嘴里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也基本都是停留在马列著作的条条框框之中的，说白了，就是虚的、空幻的，是没有具体实践经验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