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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找到南京上海西迁四川的几所学校校长，一起商议给他们一些名额，成绩可以略微差一些，但是必须是骨子里爱国的学生，那些崇洋媚外的就算了。
“沉不住气，当初我跟朋友合伙的棉纺厂迁徙到重庆，小山让我多买一块地在旁边，修筑防空洞的时候，也是相当于两个厂子之，棉纺厂从天津到四川，经营了两年，虽然挣的钱多，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卖那块地挣钱更多，当时因为是贺国光说项，迁徙给兵工厂配套的厂子安置。我给他们一个便宜的价格，结果，来了一家同样的棉纺厂，扛着四大家族的旗帜，给我处处找事。我去陕西期间，最高法院的院长焦易堂还派人找我，问我厂子卖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