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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前来调查的职员困惑迟疑的并不单单因为这一个情况，这算不上什么前所未闻的改变，也不会让人从根本上起疑；甚至，即便有一两个职员探听到些许来自波塔克西特的传闻，但他们也没有多加怀疑。可是那个年轻人混乱的话语却让他们感到为难，它暗示着年轻人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有关金融事务的重要记忆——虽然仅仅在一两个月前，他还对这些知识了若指掌。这其中必然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他说起话来连贯而又充满逻辑，但却绝对没有任何寻常的理由能够解释这种在关键问题上出现的、难以掩饰的空白。而且，虽然没有一个人与查尔斯有深入的往来，但他们也都不自禁地留意到了他在语言与举止上的变化。他们曾听说他是个古物研究者，但即便最无可救药的古物研究者也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太多过时的短语与姿势。总之，嘶哑的嗓音、颤抖的双手、糟糕的记忆以及言语举止的变化加在一起肯定表示着某些真正严重的紊乱或疾病，这种疾病无疑构成了那些流传甚广的谣言的基础；于是，在离开之后，这一群银行职员决定务必要与老瓦德进行一次会谈。
于是，1928年3月6日，瓦德先生在自己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严肃会议。会议结束后，彻底迷惑的父亲无助地叫来了威利特医生，顺从地听取他的意见。威利特查看了支票上笨拙而又不自然的签名，并在脑里与他见过的最后那封语气慌乱的书信做了笔迹上的对照。很显然，查尔斯身上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深刻变化，然而这种新的笔迹之中却又透着某种可憎的熟悉感觉。它非常潦草，并且有一种极其古怪的复古倾向，似乎按照一种与年轻人过去常用的书写笔画完全不同的新笔画写下来的。它很奇怪——但医生到底在哪里见过这种字迹呢？总之，查尔斯的精神失常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确定无疑了。现在看来，他似乎不太可能处理好自己的财产，或是再继续应付外部世界的其他事物，因此他们必须尽快处理好查尔斯的监护事宜，并寻求可能的治疗方法。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找来了许多精神病学家，例如普罗维登斯的佩克医生与韦特医生以及波士顿的莱曼医生。瓦德先生与威利特医生向他们提供了尽可能详尽的病史材料。而这些医生最终也在那间年轻病人不再使用的书房里进行了磋商，并检查了他留下来的那些书籍与文件，以便对他通常的心理角色有更详细的概念。在浏览过材料并检查了那封寄给威利特的不祥书信后，他们一致同意查尔斯·瓦德的研究足以颠覆任何正常的心智——或者至少也会扭曲正常的心智——并且由衷地希望他们能看到更多与病人更密切相关的书卷与文件；但他们知道，即便有可能看到那些书籍，也需要他们拜访平房之后才有机会考察。威利特紧张而热切地回顾了整段病史；也就是这段时间里，他得到了那几个亲眼目睹查尔斯发现柯温文件的工人所作出的陈述，并且在报社寻获了那些被查尔斯意外损毁的报纸，同时对那些报纸上所报道的新闻事件进行了对照。